中国共产党简史：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引起了国人广泛关注。

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1977年，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988年，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我国发展战略的首位。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同月，为全面部署落实这一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科教兴国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将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来源：新华社）

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5年，一个新的概念——“可持续发展”，被中共中央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正式提出，并付诸实施。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被破坏的形势日益严峻，如何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起全世界共同关注。1992年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4年3月，《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制出本国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江泽民在会上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生存的家园”的深切关怀，是一项惠及子孙后代的战略性举措，是中华民族对于全球未来的积极贡献。（来源：新华社）

西部大开发

1999年6月，江泽民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时机已经成熟。同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主要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整个西部地区国土面积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71%。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强调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必将大大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将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来源：新华社）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发展历程

根据“引进来”与“走出去”流量的大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将其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是1978-1990年，改革开放初期，“引进来”为主的阶段。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对外开放政策以“市场换资本”战略为主，着眼于引进外资以弥补“双缺口”，主要采取“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口岸等一系列措施，引进了一批以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大众汽车等为代表的满足国内初级消费的外资企业，着力发展了以“三来一补”为主的轻纺制造业，推动了东部沿海以及珠三角等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外资主要来源于台港澳企业、海外华人华侨资本。

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表现为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特点，同时,对外投资实行限制和谨慎审批的政策，此阶段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796亿美元，对外借款为利用外资主要形式。

二是1990-2001年，“引进来”迅速发展，“走出去”开始起步。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党的十四大的政策目标，进一步确立了这一阶段对外开放的目标是“按产业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鼓励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以及科学技术和研发领域，对第一和第三产业仍维持限制政策。开放区域上实现了由沿海地区向内陆腹地拓展。开放平台进一步多元化，建立了杨浦经济开放区、苏州工业园区等以引资和对外贸易为主的外向型工业园区。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全国引进外资额实现飞速发展，到2000年引进外资额达到593.6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3702亿美元，连续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利用外资方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生产型以及基础设施利用外资明显增多。外资推动中国消费升级向吃饱穿暖转换，拉动国内轻工业和纺织工业迅速崛起。

1998-2001年间，在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影响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起步阶段。此阶段的对外投资较为分散，产业优势不明显。

三是2002-2008年，进入大规模“引进来”，逐步“走出去”的阶段。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开始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共同发展的战略，吸收外资的目的主要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引资策略转变为“吸引质量型外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实施“走出去”战略，资本流动从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转变。

这一阶段引进外资继续在数量上保持增长，但是增速放缓。2006年底出口退税率下调方案推动引资方式上向“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并重的方式转变，世界500强中有400多家企业进入中国。引资领域由第二产业进入电信、科技、教育、商贸、旅游、交通等第三产业，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增强，推动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引资的地区分布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溢出。2008年实施的“两税合一”，推动引资政策由超国民待遇向中性政策转变，开始向国际投资规则接轨。

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消费升级拉动房地产、重化工业、重大装备制造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等行业的发展，同时一般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纺织等领域出现产能过剩。2005年汇改制度实施降低了汇率，进一步为企业走出去注入动力。同时，中国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签订了双边自贸协定，以及自2006年11月起开始推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为推动企业对外经济合作、走出去寻找市场的外在动力。2002-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30%。

　　四是2009-2012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引进来”，“走出去”更趋平衡。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变革。受关键领域重大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出现波动性下滑，但是流入新兴市场的比例在2009年超过发达国家。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利用外资从“高速增长”进入“调整分化、低速平稳增长”阶段。

　　在这一阶段，我国开放型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对涉外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包括对外资管理的方式、外资准入的管理、法律法规的调整，进而延伸到国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减少审批数量。引资政策侧重于促进制造业改造提升，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引资平台作用日益增强，国家级开发区中2012年吸收的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达到507亿美元，成为我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承载地。

金融危机后受国内巨额外汇储备以及国内产业转型的影响，全球资源资产估值偏低给企业带来机遇，推动企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对外投资实现了逆市上扬，制造业、房地产以及科技信息领域对外投资迅速增长，能源以及矿产领域投资增长速度趋于放缓。同时，表现出以并购投资购买战略资产实现在发达国家布局的投资日益增多的特点。

五是2013-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自贸区战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引进来”进入高质量阶段，“走出去”范围更广。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阶段下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同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同时开始实施自贸区发展战略，进一步改善外资外贸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表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进入了新阶段，“引进来”和“走出去”朝着均衡的水平发展。

　　这一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是坚持“三个不会变”，开始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入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的引进外资环境准入门槛更低，也更加符合国际规则。负面清单管理成为新一轮吸引FDI进入强有力的推进器。引进外资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资更多地流向高技术产业。201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363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针对境外直接投资的监管，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确立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审核模式，极大地简化了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流程。同时随着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走出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领域和地区更加广泛。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231亿美元，年均增长15.7%，首次接近利用外资水平，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引入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发展的新阶段。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来源：《先锋》，作者：张建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桓，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博士）

来源：党史学习教育